百多人负伤。这就是彻底改变了崇祯朝廷命运的天津码头血案。

这倒不是天津府尹胆大妄为，他也是被逼无奈。

本来上面给的就不多，东林的陋习再现，拨付下来的钱款，那是层层扒皮，见者有份。最终到了这个知府大人的手中，已经不足原先的三成，即便这几乎算作象征性的三成，还被知府挪用了一部分，堵上自己给自己层层加码的上缴窟窿，以获得政绩去了。所以才有了这个即便象征意义都不存在的补偿。

本来这个官还以为像前几年那样，天下百姓都是顺民，强征劳役自带干粮那是理所当然。他却没有想到，经过这将近10年的改变，大明不再是原先的大明朝了，而大明的百姓也不是原先的那些逆来顺受的绵羊了。商业的繁荣自然而然带来了民风的开化，朴素的物权法，已经在百姓之中生根发芽。当初毛文龙为了维护银行，不被官府无故的侵占没收，说出了那一句振聋发聩的话：“我的银库，风可进，雨可进，贼可进，皇帝不可进。”已经深入人心。百姓们已经习惯了，什么事情都先讲个道理，而这个道理不再是掌握在官府贪官酷吏的手中了。

而这位知府大人，又是一个正正经经的东林君子，在他的骨子里，商人依旧是这个世界上最卑贱的下等人，他们就应该接受朝廷的予取予夺，剥夺他们的财产是理所应当而不应该反抗。

既然你们不思报国，既然你们敢于反抗，那就应该让你们为此付出代价，杀一儆百，以为天下者戒。

然而经过这10年长足的发展，商人们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上最强大的阶层，正人君子们可以看不起他们，但他们已经有了自强不息的精神。经过不断的努力，他们的触角已经伸向了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已经不再是任人宰割的肥羊，而是已经有了犄角，有了反抗的能力。

这件事的严重后果，是崇祯和满朝君子们绝对没有估算到的。

他的第1个恶果就是，天津码头转眼就废了，南方的商船再也不敢驶入天津港，北京和天津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两座城市，所需要的粮食和物资，转眼就断绝了。天津和北京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出现了大饥荒，即便朝廷匆匆忙忙的打开太平仓在内的五座国家储备仓库，开仓放粮。但他们忘记了，那5座仓库所储备的粮食仅仅是供应给北京城的，而当时北京的人口也不足百万，随着这些年人口的流动和户籍的放开，加上北京天津商业的繁茂，这两座城市的人口合起来早已经超过了五百万，这在那个时代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数字。这5个粮仓储备的粮食对这500万人口来说，那才真是杯水车薪，一时间出现了，全天下没有饿殍出现了，但大明的中心却路有饿死骨了。